人物散文·大姐，作者：周殿传-家文化-中司网-【官方网站】

江淮大地飘洒第一场雪的那天上午，我送大姐去车站。大姐要出远门了，儿子、媳妇在苏州经商，她要去那里帮忙带孙子、孙女。生平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大姐显然是不舍得，临出门前，她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扫帚压着一扫帚，尽管扫过之后又被雪花覆盖，但她仍然是那样专注、那样深情地扫着。爬满沧桑的脸上浸着晶莹的水珠，是汗水还是泪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几次想要帮她都被她拒绝。扫完院子，她又去厨房、柴房、客厅、卧室看了又看，在我的再三催促下，她才拿出一把黄铜锁锁了大门，然后又用力的拽了拽，确信锁牢了，才坐上我的摩托车离开了家。

路上大姐一直在哭！她舍不得自己厮守了大半辈子的家；她舍不得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泥土地；她舍不得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邻居；她更舍不得救了她和养育了她的仍然健在的老母亲和安睡在村口树林中的老父亲；她舍不得她亲手带大的七个弟弟妹妹。家乡的山是她的牵挂，家乡的水亦是她的牵挂，家乡的人是她的牵挂，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都是她的牵挂。

把大姐扶进大客车，目送她佝偻的背影，我的泪汩汩的涌。大姐，明年春天，小弟去苏州看您。

一

大姐和我们不是一个血统，她是邻乡一户司姓大地主的女儿（后来我长大了，才了解到大姐是丰港乡谢集村人，“义”字辈）。在她两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父母被人民政府镇压，她的两位年少的哥哥无力抚养幼小的妹妹。那时，我的母亲因为头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就冒着风险把地主的女儿抱进了家门，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她，这个小地主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大姐。

听母亲讲，大姐命不该绝，抱进我家时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浑身青紫，和母亲已经夭折的两个孩子临死前一样。但母亲没有放弃，她把大姐赤条条地放进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捂大姐复苏。整整一夜，大姐“哇”地一声哭了，母亲也“唔”地一声哭了，从此她们是母女。

石头缝里的小树是好树，墙头缝里的小草是好苗，条件恶劣，可生命力旺盛。大姐靠母亲清水似的乳汁和父亲嚼红薯喂活，十个月会喊“娘”、十二个月会喊“大”、会走路。当时父亲是生产队长，大姐就是全生产队的“公主”。父亲去大队开会带着她，父亲去公社开会也带着她。公社开会三天，大姐同样开三天会，公社食堂炊事员们总拣最好吃的给她吃，吃饱了，她给叔叔伯伯们唱歌。大姐开心，炊事员们也开心。公社会议结束，父亲带一摞文件、红宝书回家，大姐带一包白面膜、熟肉块回家。父亲收获的是精神富裕，大姐收获的是物质富裕。父女双丰收！

在生产队里，“公主“享受的也不错，饲养员们会把烤火时爆出的一粒粒米花放进大姐嘴里，有时，把补牛膘的黄豆瓣抓一小把放进火里烧焦，给大姐做点心。饥饿暂时远离大姐，大姐生长的也如一朵小花般可爱。

大姐三岁时，二姐出世。大姐的地位自然逊色，父母出门干活，大姐就在家里照看二姐，整天守着家门不能外出，白面膜、熟猪肉、爆米花、焦黄豆，她只能咽着口水在想象中吃了。一朵小花慢慢地因为营养不良而变成一株蔫巴巴的巴根草了。在父母的心中虽然疼爱是一样的，但由于二姐更小，吃红薯时，红薯瓤是二姐的，红薯皮才轮到大姐吃，红薯水父母分着喝。

更大的霉运还在等着大姐。平时在生产队里对大姐最好、最疼爱大姐的那个饲养员，因为一次开群众会讲了几句让公社干部中听的话，立马被提为大队长。大队长是最清楚大姐身份的，从此分口粮没有大姐的，生产队队部更是不允许大姐去了，大姐的童年一下子从阳光里摔进冰窟窿。孩子们不敢跟她玩，大人们见了她躲着走，时不时还有人向她吐唾沫。大姐的日子晦暗，父母的日子也晦暗。

二

转眼到了1959年，我的大哥出世。也就是大姐的弟弟诞生了，一个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大姐是老大，她的责任和她的担待更具体化。她是姐姐，弟弟妹妹需要她料理，家庭也必须她尽一份责任。拾柴、烧饭、看孩子，大姐那时才五岁，她的担子有多重、有多艰难，不说，读者也能理解。大姐以她薄弱的身躯为这个家庭尽量分担，一分劲使百分力，大姐一直顽强地撑着。

由于种种原因，家乡出现了“信阳事件“，大人孩子都在挨饿，死人一个接一个，死人一堆接一堆。大姐不恐惧，但大姐更恐惧。她没有尝过死亡的味道，她也不知道死亡的味道。但她真切地看到弟弟妹妹骨瘦如柴和奄奄一息。她疼爱弟弟妹妹，她怕他们死。她只需要喊一声弟弟妹妹“别哭”，然后弟弟妹妹们便瞪着一双大眼睛，冲她咧嘴、冲她笑。她是姐姐，但她怀揣着的却是母爱，母亲般照顾她的弟弟妹妹。尽管她还是一个孩子！

父母为生存着急，父母更为他们的孩子的生存着急，老沟坎上的几棵榆树成了一家人的救命稻草，今天剥一块明天剥一块。舍不得也没办法，既怕树死更怕人死。剥一块榆树皮，捶捶捣捣，一家人吃几天，孩子先吃几口，大人喝点汤，算是又挨过几天。父亲每天无数次地去看老榆树，他担心老榆树，实际上它更担心他的老婆孩娃。老榆树在哭，父亲不哭，娘和三个孩子在哭——饿的，没法不哭!

蓼，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木兰纲，广布于全国，生命力强。全草可以入药，而叶或茎则可拿来作染料使用。上图为红蓼，固始也称蓼城。

59年过了是60年。母亲领着幼小的大姐去逃荒，因为走不远，去的地方也不富，母亲和大姐过几天送一点红薯干、秫秫面、豆杂馍回来。她们活了，也想让父亲和二姐活。可怜大姐太小，一看见狗就哭，吓得不敢进村庄，母亲就领着她一家一家地走，一庄一庄地进，到哪家人都烦，要饭花子一起来俩，谁都不高兴。结果还是大姐要的多，母亲讨的少。人家大多同情孩子。大姐讨到好吃一点的，总舍不得吃，留到出村庄时给娘吃，娘总哄大姐，说自己吃饱了，然后让大姐吃，剩下的就放进布袋里带回家。

幸好上边弄来了加拿大大麦，一家人才和乡邻们一起死里逃生。

三

到我五岁的时候，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可不知咋地，我们这个地方却截然不同——仍然没有饭吃！这回娘领着二姐去讨饭，父亲要一块去，娘坚决不同意。男人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男人去讨饭，说明这个家庭真的没希望了。于是，大姐主持家政，父亲主持生产队工作，干活的人却没有几个，能踢能动的都去逃荒了。父亲领着几个人，也只是在田野里瞎转悠，能挖到几条黄鳝或是刨到几个烂红薯，那便是他们的幸运。

大姐负责全家人的生活，一天只动两次火，早餐是秫秫面糊糊，她先盛一碗送给父亲；中午也是秫秫面糊糊，她同样先盛一碗送给父亲，然后大哥、三姐、四姐、我、三弟、小弟，无论大小，不偏不向，每人一勺。小弟不会自己吃，分到后由大姐用小勺喂，我们都是“呼噜呼噜”几口喝下。每次喝完后，我总是用舌头把碗舔的干干净净，洗碗时用水冲一下就行。那时的秫秫面糊真香，直至目前，我去过三星级、四星级饭店都没尝到过这种佳肴。

那时的冬天更冷，一过立冬，我的手和脚就冻得肿成发面馍，大姐用芦苇花给我和三弟每人编一双草窝子，草窝子穿在脚上真暖和啊！我和三弟为此快乐的癫疯。一次打闹中，我的额头不慎被冰棱子砸开一个大口子，鲜血涌流。大姐吓坏了，哭着去西庄表大娘家找“龙骨”——一种土药，给我疗伤。回来时，掉进了雪窝子，差点没被冻死。但，小脚趾却因此而被冻坏，终身留下残疾。

四

我十三岁那年，大姐出嫁了。姐夫是同一个大队上的，他的父亲也是生产队长，中共党员。队长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姐夫在生产队副业组磨豆腐，活儿虽然也不轻，但却难免会有一些额外收入，时不时也能补贴一点给我们家。

大姐出嫁那天，母亲把他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大姐跪在娘面前，哭成了泪人。娘也哭、爹也哭、我们姊妹七个都跟着哭，喜事办的哭天喊地。

大姐的嫁妆只有一床棉被和一只搪瓷脸盆，再富裕一点的人家嫁女，脸盆里会装满米，还会放一些糖疙瘩。我家穷，母亲只好在盆里盛满了糠，上面撒了一把米，至于糖块是断然买不起的。送亲的家门哥哥担了一副新粪筐，一头放着棉被，另一头放着脸盆。我亲爱的大姐就这样走出了家门。

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大姐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姐走了，身边又少了一个疼我爱我的亲人。我想她，一天三遍问娘：大姐啥时候回来？娘总说：快了、快了，还有几天。其实娘也在想她，娘也盼她早点回门。

姐出嫁后的第九天早晨，我们还在睡觉，娘喊我们：“都快起来，你们的大姐今天回来。”哥、姐、我、弟弟呼啦一下全都滚下床，跑到圩沟边洗了脸，静等大姐回门。半晌午，大姐终于回来了，她拎着一个花布兜，里面塞满糖果、点心，还有给爹的几盒“丰收”烟。娘让我们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捉住杀了，招待姐，大姐死活不让。逼急了，她哭了，她知道那只鸡的分量——那是我和三弟上学的唯一指望啊！

中午，一家十口人，擀了一大锅面条，我撑得“吭吭”地。

五

大姐一生育有一女一子。女儿远嫁城里，现在小两口在南京发展。儿子也不愿守着几亩田地过日子，跑到苏州做生意。家里只留下大姐和大姐夫，守着一栋小楼度日月。

大姐勤劳惯了，一生晚睡早起，忙完田里忙家里、忙完家里再忙田、养鸡养鸭养猪、种稻种麦种菜，无论春夏秋冬，始终没见她闲过。劳碌消磨了她的青春，但也救了她的命。2007年夏天，午饭后，按农村正常的生活习惯，此时该是午休的时间，大姐坐在门口树荫下打了个盹，又想起天气太热，圈里的猪该捞点水草喂喂、降降温。等大姐一担水草刚担进院子，邻居家的土坯房也许不堪劳累，想卧倒歇歇，“轰”地一声倒塌，砸向大姐家房子的山墙。大姐家房子猝不及防，被邻居家的房子猛地一推，相跟着轰然倒地。大姐看得目瞪口呆。虽然痛惜家园被毁，但毕竟躲过一劫，大姐还是幸运的。